以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在中加快实现“中国梦”进程的政策
本文作者为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是：贾康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徐林为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李万寿为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白重恩为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姚余栋为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黄剑辉为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刘培林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庆为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合伙人；滕泰为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李宏瑾为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副研究员；徐以升为第一财经编委；刘薇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与作者所在单位无关。 党的提出“两个100年”的宏伟奋斗目标，201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抓紧研究制定深化的“线图和时间表”。带着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美好憧憬，我们来自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大学、重阳投资等机构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12位同志，满怀当代经济学人的强烈责任感，基于前期的理论创新研究，在分析我国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以及“中国梦”实现过程可能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就推进我国进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提升国际竞争力，加快实现“中国梦”进程，提出了可概括为“八双五并重”的政策，梳理了从供给端入手深化重点领域的思和具体措施（详见附件一）。现汇报如下： 一、开展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1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无效、低效的救助措施，彰显了主流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困境，发达国家可能因此于中期再度陷入“滞涨”困境。现有主流理论既难以指导发达国家真正走出危机，更不能指导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2008年以来爆发于欧美国家的这一轮危机，从根本上说是生产方式变革迟缓和产生的危机。经济理论不论是由凯恩斯主义主导，还是由新主义诸流派引领，长期侧重于“需求管理”，主要重视和强调如何以政策管理需求端。与此同时，由于社会、体制等制约，也没有有效推进结构性以充分供给潜力。发达经济体在国际贸易中名为推动贸易主义，而实质上在多个领域已采取贸易主义。 美、欧、日救助金融危机的基本思是竞争性量化宽松。但是，在不能有效促进供给增长和生产率提升的前提下，这样的政策很可能导致全球流动性严重过剩和“滞涨”后果。理论和实践均对供给端中长期因素的充分重视。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重大经济金融危机的化解，都会催生经济理论的突破性发展。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使主张国家干预但侧重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超越了主张“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和“无为而治”的古典经济理论；20世纪70年代面对以美国为典型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无法提出有效的对策之后，数十年新主义大行其道，“共识”产生了广泛影响。但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促使人们不论对凯恩斯主义还是新主义经济学都进行反思，为超越简单萨伊定律之上的新供给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土壤与催化因素。 2未来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构建、引入注重供给端管理的新经济理论。 我们认为，提出的“三个没有变”体现的国情特征以及我国13亿人口消费品市场的供给端呈现的“本国生产为主，海外进口为辅”特点，决定了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方面是供给端。从现实情况看，近年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平稳较快发展，但“黄金发展期”特征伴生“矛盾凸显期”压力，进入深水区而举步维艰，政策调整引用现代经济学教科书理论和发达经济体调控经验较多，而对中国国情（包括人口资源特点、文化传统、市场潜力与供求结构特点、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差异等）考虑仍嫌不够，部分政策实施后造成经济短期波动较大（如房地产政策前后左右不够协调、成效不佳，甚至引发社会），市场、资源、等多方面的扭曲不容忽视，诸多领域呈现“两难”、“多难”局面。 面对这些现实问题及中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特别是后明确表述的实现“中国梦”目标，近年来社会特别是经济界关于“深化、整体设计需要新经济学说指导”的呼声很高。美国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科斯教授不久前也曾撰文提出“经济学的未来在中国”。我们认为，中国35年的成功实践需要系统地给予“中国式创新的经济学解释”，未来“中国梦”的实现需高度注重构建创新型经济理论支撑。更多注重供给端的“新供给经济学”框架，可以适应于、服务于这种现实需要，支持“中国梦”愿景的实现，同时也可以为全球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指导。 二、新供给经济学的立论基础 1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原理与中国国情的紧密结合。 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通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报告关于国情的基本判断中得到充分体现，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我们主张的通过供给潜力的重要立论基础。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与不断发展的实践动态需求的紧密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结了对中国35年发展经验的提炼和总结，将长期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今后攻坚克难的配套、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实践中，更好地、动态地发挥战略指导作用；同时也需要在不断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加以丰富和深化。 3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文化的精华与当代文明先进认识的紧密结合。 《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的决定》对中国文化做了经典概括：“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从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都可以看出，在福利国家下偏颇的鼓励过度消费和享受的大众文化，已不可持续。在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将人类社会一切先进、可用的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精华紧密结合，有益于矫正偏差，形成合理的国民生活和方式，追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 4将经济学已有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与经济学势在必行的创新突破紧密结合。 发展至今的经济学理论建树和诸多政策流派，属于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仍存在基本理论框架之内学理层面的不对称性、主流教科书原理与调控管理实践“言行不一”等问题。尽管现代经济学对供给端的诸因素也有深厚理论基础，然而，除了减税政策以外，“供给学派”对于其他供给端相关政策层面的研究和应用却相当有限。究其原因，现代经济学赖以产生的基础是发达国家经济体，多年来制度结构已经深深固化，以至于无法有效提供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制度供给”。这一弊端在政策制定者应对本场百年不遇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得很充分。一些显而易见可以治本的制度性（如社会福利制度的），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下迟迟不能得到贯彻推行。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一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制度改善空间，另一方面可以凭借创新活力帮助实现包容性增长。这两点能够成为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有作为的中国学者亟待将经济学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丰富与中国实践所需求的创新突破紧密结合，为经济学理论进步作出卓尔不群的贡献。与传统狭义的“供给学派”相比，新供给经济学内涵更加丰富，更为注重制度供给，也更具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我们的基本主张：我国未来决策的核心取向是，深入贯彻“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方针并将之为“科学发展是硬道理”，通过不断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消除制约中长期发展的深层矛盾，打破供给的瓶颈约束，提升农业、工业、基础设施和服务业、文化产业、生态产业等方面的有效供给能力，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通过促进实体经济升级换代、促进就业、改善收入分配与生态，达到建设“幸福中国”、“美丽中国”、“和谐中国”发展目标，最终实现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标志的“中国梦”，并为全球经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我们作为研究者，力求在理论联系实际取向上，深刻反思近几十年来欧美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构建“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并初步形成了“基于生产力及竞争力、服务中国梦及世界梦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模型”（参见附件二），作为实现“中国梦”历史目标的理论创新支撑。我们强调要以为核心，从供给侧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 三、中国目前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及制约“中国梦”实现预计将面临的主要问题 认清中国当前与世界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找准制约中国未来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准确判断未来30~50年全球经济格局的发展演变趋势，是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对策的前提和基础，对实现“中国梦”战略目标至关重要。 （一）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 1目前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存在多方面差距。 依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11年度数据，可从经济总量及结构、财政金融、国际贸易与投资、工农业发展、城市化与基础设施、能源与、科研与教育等七方面，对中国及美、日、德、法、俄等20大经济体进行比较，并获得多方面有益（详见附件三）。 从对比结果看，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规模上领先的国家，多项发展指标总量上均处于世界前列，但同时诸多人均指标还处于世界落后；财政和金融体系仍不够完善；经济结构、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质量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科研、教育等领域仍处于落后。 未来中国的发展目标应从重视规模（单纯追求P），转向重发展质量、重产出效率、重国民福利、重可持续性的方向发展。 2制约中国整体国际竞争力及企业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因素。 2012年9月5日，世界经济论坛在和伦敦面向全球发布《2012—201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对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全面的量化分析，预测判断的经济走势。2012—2013年全球竞争力指数排行榜上，稳坐第一名的还是，连续四年拔得头筹。新加坡稳居第二，与上一年持平。上年的第三名，被取代，两国互换。荷兰取代美国成为第五名，保持第六名不变，而美国则滑落到了第七名。英国位居第八，中国特别行政区则首次进入前十、位居第九，日本则降至第十。 经过数年稳定上升后，2012年度中国排名由2011年度的第26名下降三个位次，居第29位。2006年至2010年，中国的排名分别为第54、34、30、29、27位。《报告》指出：中国经济竞争力是在连续五年增长后首次下滑，回到了2009年的水平。虽然中国经济在金砖国家中的表现仍然是最为出色的，但是除了市场规模没有变化外，其他影响竞争力的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小幅下降。其中下降比较多的是：金融市场发展（第54名，下降了6位），技术采用率（第88名，下降了11位），劳动力市场效率（第59名，下降了14位）。 此外，影响中国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因素包括融资便利性低、机构效率不高、官员、政策不稳定、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税务法规不完善、缺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税率较高、资本项目不可兑换、劳动法规性较强等。 （二）未来30~40年面临的国内外经济格局及制约“中国梦”实现的关键问题 从国际看，一方面美国重返亚太，拉拢盟国并分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试图从周边对中国实行围堵，这需要中国更加主动地巩固和加强与全球的经贸联系，营造对中国友好的；同时不放弃寻求与美国等国家合作共赢的努力；另一方面，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仍然是世界比较普遍的愿望，也是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间关系的努力方向。2012年G20峰会期间，一些亚非拉新兴国家提出基础设施融资议题，为中国未来推进“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战略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国需要在认真研究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关注，在多边、双边舞台上积极发挥建设性推动作用，提升国际形象和软实力。 从国际经济看，欧美日经济持续低迷，外需不振，贸易主义不断升温，同时区域贸易体加快形成。美国实施“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预计这一局面将持续较长时间。在此期间，中国经济规模有望于2020—2030年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能源将导致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发生根本变化，预计全球大国间的博弈更趋激烈，21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前半个世纪，全球都可能处于一种动荡状态。而中国庞大的工业品产能过去主要面对欧美日市场，今后虽可通过内需消化一部分，但是难以全部依赖内需消化。 未来十年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非常宝贵、非常关键的时期，是完成“建党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为“建国一百年”宏伟愿景奠定基础的时期。从目前发展态势看，到2021年即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我国人均收入可能突破1万美元大关。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将主要面临资源和社会发展两大方面的多种矛盾约束。一是土地、水、石油、矿产等资源约束；二是粮食肉类等食品自给能力减弱，食品安全态势严峻；三是空气、水、土壤污染治理约束；四是人口老龄化压力下青壮年劳动力不足。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后（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巨量的钢铁、水泥、施工能力，更是难以依靠内需消化。其间，收入分配关系、财产关系、公权体系与的关系等，也将挑战和调整。如不能以实质性的配套打开提高增长质量的潜力空间和化解社会矛盾，不排除“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式滞胀”及“经济问题化”等种种。 四、促进今后5~10年经济发展的“八双”政策 新供给经济学研讨中形成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统领全局的“八双”： “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和大力鼓励支持国民全球创业； “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人的城镇化或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需要服务业大发展来创造就业机会）； “双减”——加快实施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和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在现在的对外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国家的，并适度扩大国内基于质量和效益的投资规模； “双转”——尽快向放开“一胎化”的政策转变，并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转置； “双进”——国有、非国有经济应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共同进步，摒弃两者之间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 “双到位”——、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两者良性互动、互补； “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积极推进金融配套创新。 在如何处理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关系上，我们提出“中医”和“西医”的比喻。需求管理可比喻为“西医”，而新供给所强调的供给管理更像是“中医”。“西医”在具体分析上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其疗法往往可救急，但副作用也大。中医疗法如文火慢煮，综合施治，容易把握火候，引出的结果会味道浓厚。经历上一次4万亿元投资为代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相应的积极货币政策后，既取得了应对百年未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胜利，也付出了必要的代价，就是我国通过“西医”来刺激经济的安全空间已明显收窄。同时，由于许多行业产能过剩和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依然过低，扩大内需所面临的困难也很大。相反，我国是最大的红利来源，“中医”疗法的余地依然很大。未来十年，应从之前国际主流的需求管理“西医”方式，更自觉、更积极地转向供给方面的创新，防止对“西医”过度依赖，采用“中医为主、西医配合”的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合理结合的综合疗法。但在经济严重下滑和金融出现系统风险时，仍应果断使用“西医”疗法。 从供给端入手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各项供给压抑和优化结构，需全方位有步骤地深化重点领域，实现包容性增长，促进实现社会“共同享有人生出彩机会”的条件。 五、推动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实现的“五个并重”政策 “第二个一百年”的目标，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的总目标。他曾指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任务更艰巨”，“比前两步要困难得多”，“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实施“五个并重”，推动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订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包括35年来，我国研究制订了十二个“五年计划”、“五年规划”，而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国近年围绕国家发展都制订了中长期发展战略（如美国制订《创新战略》，欧盟公布《欧洲2020战略》，日本出台《新增长战略》，俄罗斯提出《2020年前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构想》，巴西提出“壮大巴西”计划等）。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地位可以说已呈现“跳升”。在“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实现后，中国经济总量很可能就是全球第一。如何在全球视野内寻求中国长期最大经济利益，不光靠实力，还要靠高水平战略思维。国家组织跨部门、跨领域的专家团队研究制定中国长期发展战略，为推动技术、产业、人才、机制、制度的全面升级，以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实现“中国梦”为目标，站在全球经济的高度上，研究制订长期性、战略性规划，并针对性地组织制定关键领域和重要产业的具体战略，确定重大方针政策，并设计大致线图及时间表。 （二）“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 1推进“经济”建设。 中国服务业占P比重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水平较低。在对市场失灵补充作用的缺失方面，需要强调的是法律对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中国服务”的崛起，“经济”是前提。虽然法律对每个行业的发展都很重要，但服务业发展特别需要健全的法律。之所以如此，首先其原因在于现代服务业中的交易比较复杂。制造业中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对产品的认识较为清楚，产品的特性较容易描述，因此，交易合同较容易执行，对法律的要求相对而言就不那么高，甚至可能以种种非正式手段来替代法律的作用。但金融服务等服务业不一样，例如银行对企业的风险程度往往不是很了解，把执行贷款合同看成是重中之重。此外，服务业中有更多与服务对象特性相关的定制产品，交易时需要对产品进行非常详细的描述，交易还往往存在时滞性，因此也导致了合同的复杂与执行的困难。这些方面都需要有更好的法律来加以支持。如果法律不尽如人意，人们就可能会选择不去交易，不到市场上获得产品，导致服务业社会化程度降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出发，参考曾在春秋战国时期及汉朝中前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法家思想”和在法制化领域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十分需要建设“经济”。 2推进“文化经济”建设。 在供给端积极引入中国“梅花与牡丹”为代表的文化。中国经济发展中充分体现了“梅花与牡丹”二重性，从而拥有强大的文化资本。中华民族吃苦耐劳，长期保持高储蓄率，这是支撑当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具有梅花。但另一方面，高储蓄率只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多样化的需求和消费对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性。特别是，随着中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会发生重大的改变。在摆脱基本物质的匮乏之后，服务业发展加速，对消费的多样性追求和文化消费开支的扩大，要求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转变过去以资本投入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向追求创新和以需求为导向的增长新径，而这就要求中国经济更加彰显牡丹。牡丹代表创新求变和海纳百川的包容、创业，增加每个人的选择机会。应“勤劳立身”，长期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梅花”；同时，鼓励大胆创新、创业和创意的“牡丹”。中国经济在“梅花与牡丹”式文化的交相辉映下，才能保持持续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三）“海上丝绸之”和“陆上丝绸之”并重，有效应对全球经济格局演变 1海上丝绸之。 中国经多年发展航运业，正在形成新的世界贸易中心或国际航运中心。2010年底，中国共有22个亿吨级大港口，上海港继续保持着世界第一大港的地位。我国造船的三大指标全面超过韩国，成为第一造船大国。中国作为贸易大国、港口大国、航运大国、造船大国，界航运界的地位显著提高。当我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一时，依然会保持制造业的领先地位。这两者决定了我国出口和进口都会居于全球第一位。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决定了全球海洋物流产业链条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命脉。通过对海洋相关行业，例如远洋航运、码头、造船领域，企业或项目进行股权投资或控股收购，将有助于我国构建更为完整的海洋产业链条，建立遍布全球的海洋运输保障系统，确保我国对外贸易的正常开展和我国海洋战略的实施。 2陆上丝绸之。 积极研究我国基于“高铁”的“西向战略”，拓展中国战略空间和促进亚欧非三个经济一体化发展。可依托已有的新欧亚桥中通道、南通道，新增从伊朗德黑兰至开罗的铁通道规划，实现中国的人员、货物从陆直达非洲。可考虑组织专门力量会同亚洲、非洲有关国家联合研究两个方案（详见附件四）：第一方案是依托新欧亚桥中通道（已有规划），修建从新疆乌鲁木齐—喀什—塔什干—德黑兰—巴格达—安曼—开罗铁，全长约8000公里，其中从已规划的新欧亚桥中通道途经的德黑兰至埃及首都开罗新增规划里程约3200公里；第二方案是依托起于云南昆明的新亚欧桥南通道（已有规划），经大理、瑞丽，缅甸曼德勒、孟加拉达卡，进入印度，经加尔各答、新德里，向西进入巴基斯坦，经拉合尔，再向西经库姆，全长公里，新增规划从库姆经巴格达、安曼至开罗，约3000公里。充分运用开发性金融手段和组建我国为主导的区域性融资机构，是相关的重大事项。 （四）柔性参与TPP与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订 1柔性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谈判。 WTO多哈谈判已经搁浅。美国通过TPP绸缪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努力，无疑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美国已、秘鲁、越南、马来西亚和日本加入TPP谈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表明，2010年TPP国P总额已高达169万亿美元，占世界P总额的272%，日本加入后，其P总量将达223万亿美元，占世界355%，成为世界最大自贸区。一旦TPP做大，加之美欧自贸区谈判的推进，“两洋战略”很大程度上又将美国推动为全球贸易特别是服务贸易的中心。在太平洋TPP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将成为WTO的替代版。中国面临是否加入、何时加入、如何参与规则制定等一系列棘手问题。我们的是，“将计就计”，不求短期内加入，也不急于加入，但求“从谈中学”，积极靠拢和影响TPP规则。 更重要的在于，2001年中国加入WTO了以促的红利，以应对WTO的态度应对TPP，将起到再一次以促的积极作用。降低关税之外，TPP在经济透明度、知识产权、采购、环保高标准等领域的要求，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并契合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要义。 2加速与美欧贸易区谈判，加速推动“中非论坛”和筹备“中国拉丁美洲论坛”。 国家将参与亚非拉国家铁、机场、港口、电力、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及投资，作为今后30~50年中国推进“走出去”战略，拓展海外市场，获取海外资源及能源的重大举措。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以来，由于欧美国家自顾不暇，亚非拉要求我国参与支持其基础设施建设的意愿强烈、需求巨大，这对中国是难得的战略机遇，对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且我国在此领域具有丰富经验、明显优势和强大能力。为此，国务院成立对外基础设施投融资协调领导小组，可包括、商务部、财政部、发改委、交通部、工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等有关部委及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金融机构，统筹谋划，积极实施。 （五）推动国际货币体系，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1推动国际货币体系，重在话语权。 G20领导人在戛纳峰会上承诺要“构筑更为稳定和更具活力的国际货币体系”，为国际货币体系指明了方向。从长期看，应由一个全球中央银行来管理全球流动性。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国际货币体系的理想制度安排应采用超主权货币，如SDR。从短期看，全球流动性管理是迫于国际社会需要。可考虑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在G20“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框架”下进一步落实G20戛纳峰会承诺和《IMF章程》第一修正案，以基础SDR增长目标为“锚”，落实储备货币的国际协商制度，扩大IMF在全球流动性管理上的监督权，建立更为稳定和更具活力的国际货币体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终结当前全球流动性“总闸门”毫无约束的局面，加强全球流动性管理，为最终向超主权货币过渡创造条件。 2低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抢占制高点。 全球化不仅仅是贸易国际化，也是货币国际化。由于全球流动性缺乏管理，容易出现过剩局面和全球经济金融化的局面。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中心成为孪生兄弟，而且大有于全球实体经济之上的趋势。如果人民币不能成为国际货币，我国经济越，就越面临被动对冲全球流动性泛滥和大幅度波动的困难局面，也没有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所以，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国际货币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美元，第二层次是欧元，第三层次是日元和英镑等。在较长时间段内，不与美元争“老大”，努力做到与欧元相当的第二层次货币。在现有已取得成绩的基础上，低调务实推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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