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政院的比尔·卡拉汉制作了一部短片，近日在国际关系研究圈里流传甚广。在将近19分钟的时间里，两名国际关系理论界的泰斗——约翰·米尔斯海默和约瑟夫·奈——就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既与美国和平共处，又实现全方位崛起发表了截然相反的见解。完整版视频传送门在此。然而本文作者柯成兴认为现下许多国际关系研究者如果能跳出传统思维的桎梏，引入经济学概念思考国际关系问题，将有利于推进全世界人民，尤其是中美两国之外的50亿人的福祉。观察者网编译如下，供读者参考。

　　约瑟夫·奈在处理每个与政策制定相关的问题和情况时，经济学总千篇一律地应用规范分析法。国际关系的分析方法与之十分类似。例如，罗伯特·基欧汉的学说强调国际社会的合作，无论是通过霸权或明确制度，其旨是使国际事务取得良好的结果。约翰·伊肯伯里雄辩地美国，称其致力于建设一套包容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的、透明的、允许所有认同其崇高理想的国家加入的世界秩序。亨利·基辛格描述了美国的杜鲁门总统及其后继者是如何建立国际社会，并以这个“遵循共同规则与规范，拥抱经济体系，放弃争夺领土，尊重国家主权，在治理中强调参政”的国际社会为豪。今天，作为国际关系的子领域，全球气候变化不但持续发展，其内嵌程度甚至超过了与经济领域的关系。总而言之，国际关系分析的核心旨应该是推进全世界的福祉。

　　但这并不是常态。以中国崛起以及可能出现的世界新秩序为例，虽然许多人认同它是21世纪最关键的问题，但大家看待它的角度完全不同。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一些世界顶尖的国际关系学者似乎已习惯于争论自己的国家是否是世界领头羊，而非着眼于全球社会的利益。为达成目的，他们有时不惜给美国、中国、欧洲以及其他各个民族国家设置不同标准，完全不在乎认知失调的问题。这些专家最大的分歧在于，大国将和平共处，还是会因争夺世界头号强国地位而爆发冲突。

　　举个例子，我在伦敦政院的同事比尔·卡拉汉制作了一条的纪录片。他在短片中采访了两名标志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和约瑟夫·奈。极端现实主义者约翰·米尔斯海默，中国无法实现其的和平崛起，必将与美国正面对峙。在该视频07:00时，米尔斯海默说：“站在中国的角度，希望像美国主导西半球那样主导亚洲是完全讲得通的。”然而在16:22时，他又说道：“美国具有深切的利益，将尽其所能中国主导亚洲。”

　　在讨论美国和中国时，米尔斯海默常严谨而公允的。正如美国主导美洲那样，中国也希望主导亚洲。这种对称的潜在含义是，中国将寻求美国在西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区的主导地位。 这是一种以大国为核心的视角，完全罔顾世界上除中国与美国之外的50亿人，也他们乃至中美两国许多人追寻普世主义的本能。基欧汉和伊肯伯里追求的理想如今安在？基辛格口中那个令杜鲁门等人引以为豪的、具有包容性的国际秩序如今安在？

　　持这种看法的并不只有美国人，中国学者阎学通从反方向发出了类似的声音。他研究中美两国处境时同样不偏不倚，他同样认为两国冲突不可避免：“中国寻求提升其世界领导地位，美国努力维持其当前地位，这是个零和游戏。”一方获得多少增益，另一方必然多少损失。

　　唯一显著的不同在于，过去数十年来，西半球国家已经习惯受到美国的支配，而亚洲国家在情感上还无法很快适应中国未来的主导。观察家们可能会辩称，只有的中国才会带来霸权结构，而美国则获得了“被者的同意”。——因为《宣言》第二段便引述了这种洛克式的理想。但这种叙述是一柄双刃剑：西半球并非仅由美国组成，既然美国没有征得西半球其他国家人民的同意，或许便不该主导其他国家。

　　在这套国际关系中，研究对象的行为纯粹是自利性质的，故而许多经济学家很容易产生亲切感。自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一直在这套框架之下工作。虽然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是民族国家，经济学中的行为体是消费者和企业，但身份上的区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学都认同一点，行为体都是自利的，没人实践利他主义。

　　在了解基本国际关系理论后，经济学家会对政策制定提出更深层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在崛起，另一方面美国要维持霸权，针对这样的“市场失灵”，当前的世界秩序应当谋求何种解决方案？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将如何影响全球福祉？大型国家行为体将如何推动全球公品的供应？

　　常有国际关系学者问我，我对世界秩序的观察有什么理论基础？我的答案就是上文提出的问题。经济学也建立在行为体自利的假设之上，靠任何一个国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个挑战应该由我们设计的全系来应对。

　　约瑟夫·奈是我最尊敬的国际关系学者，比尔·卡拉汉在短片中把他置于米尔斯海默的。约瑟夫认为，通过外交努力和国际组织协调，中美两国可能实现和平共处。他在职业生涯中一直温和地着这种有力的观点。卡拉汉把约瑟夫·奈的意见归结为现实主义与主义的结合。

　　米尔斯海默与奈代表了两种对立的观点，阎学通等学者分属两种“阵营”。

　　我想，这个关于美国地位、中国崛起、乃至世界秩序的问题，如果能够纳入经济学中关于福利经济学和机制设计的部分，整套话语可能与今天大不相同。大家都看到了集体行动存在问题：单独来看每个国家都是自利的；所有国家都想搭便车；没有国家愿意为全球公品埋单。许多杰出的国际关系学者在面对中国崛起和全球实力转移时，满足于对现有体系的微调。

　　也许我们应该问，如何设计更好的系统？在这样的世界秩序下，即便每个国家专注利己、毫不利他，整个国际体系会产生一种利于全人类福祉的结果？其实经济学家们对类似的机制十分熟悉，它就是亚当·斯密所描述的“看不见的手”，即福利经济学的基本。世界秩序应当有与“看不见的手”相对的基本？由经济家设计的世界秩序不在乎世界头号强国地位的归属，或许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全人类。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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