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转型正在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全球经验表明，在经济和社会快速转型的重要阶段，收入分配方式和家户的消费、储蓄、人力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具有重要影响。而前两者又和社会体制相关。这对中国经济又有哪些？

　　北大国发院学助理教授席天扬研究了包容性制度与经济增长模式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包容性制度与消费在P中的比重正相关，而更高的消费比重能带来更高的TFP增长率。并且当人均收入水平提升时，包容性制度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越加重要。

　　近年来，中国经济从两位数的高增长进入了增速下行的L型格局，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转型正在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全球经验表明，在经济和社会快速转型的重要阶段，收入分配方式和家户的消费、储蓄、人力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具有重要影响。而收入分配和家户的行为又和社会体制相关。在2012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中，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两位学者阿齐默鲁和罗宾逊提出，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是决定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中央全面深化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指出，需要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也体现了中央领导集体对包容性制度的重视。本文研究了包容性制度与经济增长模式之间的关系，作者发现包容性制度与消费在P中的比重正相关，而更高的消费比重能带来更高的TFP增长率。并且当人均收入水平提升时，包容性制度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越加重要。

　　首先，作者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消费占P的比重为出发点。如图1所示，与韩国日本相比，在相同的人均P水平上，中国的居民消费占P比重更低，而且下降的速度也更快。对于这种低消费高储蓄的增长模式，除去预防性储蓄、劳动收入比重较低的解释之外，投资主导的政策带来的扭曲和效率损失也是重要原因。此外，作者以跨国经验分析了消费比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规律。图2展示了12个经济体消费占P比重的变化过程，红线是人均P超过一万美元的标记。可以发现，第一，消费占P比重的下限大约为50%，而且有的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时消费比重远高于50%；第二，除个别国家之外，在人均收入超过一万美元之后，消费占P比重保持稳定或者上升；第三，大多数国家在经济稳定增长时并没有经历消费比重的明显下降。对比后再次发现，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消费占比持续下降，与跨国经验相悖。

　　接下来，作者继续以跨过考察包容性制度对于消费占比的影响。图3展示了不同发展阶段时体制与体制下消费占比的核密度估计结果，发现体制下的消费占比要高于体制，而且当经济更为发达时，这一关系更为显著。以往的研究对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没有明确的结论，已被探讨过的影响渠道包括在位者的权责制、对行政力量的约束以及信息透明度等等，本文中提出了居民消费这一新的视角，作者认为更为的体制更为包容，更倾向于从富到贫的转移，劳动收入占比也更高。

　　那么体制与非体制在经济增长上的差别在多大程度上能由消费模式解释呢？作者使用1950-2010年间16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做了回归分析，被解释变量是人均P的增长率，解释变量包括消费占比的滞后项、增长率和人均P水平的滞后项以及体制。回归结果表明消费占比以及其与体制的交乘项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负向统计关系，这至少说明制度并不会因为促使消费占比的增加而阻碍经济增长。而当被解释变量变为TFP增长率时，作者发现消费占比的增加与TFP增长率正相关，而且越富裕的国家这种正相关性越强。

　　下面作者进一步讨论了消费对TFP的影响渠道。理论上看，消费在提高居民福利之余，还可能包含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消费多样性的需求可能引发创新行为；公共福利和社会网所带来的消费平滑也可能通过提高叛乱行动的经济成本而减少社会冲突。作者对这些猜想做了检验，以人力资本指数、大学入学率和社会冲突指数为被解释变量，发现消费占比越高和采纳体制的国家倾向于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和更少的社会冲突，二者都能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

　　最后，作者总结了这些跨国经验对于中国经济的两点。第一，提升制度的包容性对于维持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非常重要。而这样的需要从上到下的政策调整来减少进入壁垒、创建公平的竞争和减轻各种结构扭曲。第二，在过程中需要注意通过改善收入分配、福利水平和公共品供给来提高劳动力收入和消费在P中的比重。这可能需要经济增长模式从此前的投资和出口驱动转向服务业和国内市场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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