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的社会现象都表明，对大多数人来说，在他们愿意为他们并不拥有的某个物品支付的货币数量和他们已经拥有某个物品而愿意交易它的货币数量之间存在一个差额。当然，对这个差额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说明：（1）对不同人来说，这个差额的大小往往存在显著差异，穷人的损失厌恶效应往往更明显；（2）这个差额既可能是正，也可能是负，关键在于不同的心理作用。不管如何，这些心理效应都会影响人们的交易意愿，从而也就会对科斯中性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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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斯中性定理认为，只要产权清晰，交易费用为零，初始产权的任何界定在市场交换体系中都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相应地，在一个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最小化交易成本的就是最适当的法律。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产权界定下的初始资源能否通过交易向高效率或高效用者流动，一方面会涉及交易的可行性问题，另一方面涉及到交易的意愿性问题。交易的可行性涉及到当事人的交易能力，进而与社会收入结构有关；交易的意愿性则涉及到当事人的心理偏好，而当事者的心理偏好存在着明显的依赖性。

　　基于偏好的依赖性以及由此衍生的交易的意愿性，我们就可以从另一维度审视科斯中性定理：它主要是基于数理的形式逻辑而不是基于人的行为逻辑，从而往往人的行为逻辑。究其原因，数理逻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物品的效用和价值具有非依赖性，同一个体处于不同地位对物品的效用和出价具有一致性；但是，这明显有悖于人的行为逻辑：人在不同情境下对同样一元钱的认知是不同的。这些已经为大量的经验研究和实验研究所，现代实验经济学还发展出一系列的心理效应来加以说明。

　　这个效应的提出最早源于心理学家利希滕斯坦（Lichtenstein）和斯洛维奇（Slovic）所做的一个实验。受试者在期望价值大致相似的两个赌局之间进行选择：一是赢钱概率大的P（即可能性Probability）赌局：以大概率赢得少量的钱（如以35/36的概率赢得4美元），这是相对确定的；二是赢钱金额大的S（即美元符号“$”）赌局：以小概率赢得大量的钱（如以11/36的概率赢得16美元），这是比较冒险的。实验过程是：第一阶段，受试者被询问愿意选择哪一个选项？第二阶段，受试者被要求对每个赌局作出评价。评价方式是：假定受试者拥有赌局权，那么，他们愿意出售每个赌局的最低金额是多少？假设受试者没有选择赌局权，那么，他们购买每个赌局时所愿意支付的最高金额是多少？

　　实验结果是：在第一阶段，大多数人都选择了P赌局，因为他们更希望赢钱的概率大一些；在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选择偏好P赌局的受试者，在第二阶段评价时往往会赋予S赌局更高的价值。利希滕斯坦和保罗.斯洛维奇将这种现象称为偏好逆转效应：偏好物品A而不是B的受试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物品A的意愿支付价格（WTP）或意愿接受价格(WTA)都小于物品B。[1]事实上，在上述实验中，如果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大部分受试者选择P；如果给两者标出最低卖价，大部分受试者选择S。

　　利希滕斯坦和保罗.斯洛维奇的实验也出这样一个长期的现象：人们对同一商品的意愿支付价格（WTP）和意愿接受价格(WTA)之间往往存在明显差异。泰勒（Thaler）则进一步将这种现象称为禀赋西野花梨效应：你拥有的东西属于你的一部分禀赋，与你即将拥有的那些东西相比，你更看重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2]也即，人们往往会赋予其拥有的东西比未拥有的同样东西更高的价值。泰勒举例子说，某A教授拥有收藏葡萄酒的爱好，他经常从拍卖会上买葡萄酒，其中有些酒买来时只有60元，现在已经涨到了600元；A教授在某些特殊日子会打开一瓶葡萄酒喝，但绝不会花600元买一瓶葡萄酒喝，他也不愿意按照市场价出售自己收藏的葡萄酒，即使有人出价800元一瓶也不行。事实上，如果价格在300元到800元之间，A教授往往是既不买也不卖。问题是，如果A教授愿意喝掉一瓶能卖600元的酒，为何他又不愿意花高于300元买一瓶这样的酒呢？如果他不愿意买这样的酒，为何又价格接近800元的卖价呢？

　　那么，如果理解禀赋效应所带来的巨大价格差呢？要知道，这与标准经济理论存在明显的矛盾。但是，它却可以用厌恶损失效应得到很好的解释。损失厌恶效应指出，同量的损失带来的负效用要大于同量收益带来的正效用，因而人们在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往往更难以损失。卡尼曼举例说，在两个方案中：A.分别以50%概率拥有100万美元和400万美元；B.确定性地拥有200万美元。那么，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确定选项B，而不是期望收益更高的A。同样，按照厌恶损失效应的解释，A教授在决定买还是卖时取决于参照点，即教授是否拥有这瓶酒：如果拥有这瓶酒，那么他卖时就需要考虑放弃这瓶酒的痛苦；如果不拥有这瓶酒，那么他买时就要考虑得到这瓶酒的乐趣。也即，根据损失厌恶效应，两者的价值并不相等。正是由于A教授因藏酒被拿走所遭受的痛苦远大于他得到同样一瓶酒的快乐，因而他不会购买一瓶价钱一样高的酒。

　　事实上，大量的社会现象都表明，对大多数人来说，在他们愿意为他们并不拥有的某个物品支付的货币数量和他们已经拥有某个物品而愿意交易它的货币数量之间存在一个差额。当然，对这个差额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说明：（1）对不同人来说，这个差额的大小往往存在显著差异，穷人的损失厌恶效应往往更明显；（2）这个差额既可能是正，也可能是负，关键在于不同的心理作用。不管如何，这些心理效应都会影响人们的交易意愿，从而也就会对科斯中性提出挑战。这里我们再从两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人们往往会对已经拥有的东西不珍惜，而总是觊觎其他人的东西。“这山望那山高”、“别人碗里的粥料更多”、以及“家花不如野花香”等谚语就反映了此种倾向。一个经典的实验就是信封交换博弈实验：两个信封里面随机地装着一定数目金，其中一个信封内的钱是另一个信封钱的2倍；两个受试者A和B都知道这一信息，但每个人都只知道自己信封的具体数目。而且，如果两人都想交换，那么只要付1元手续费就可以交换；那么，A和B是否应该交换呢？显然，根据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两人都会愿意进行交换。问题是：因为用来分配的钱是固定的，因而双方交换信封并不可以都得到改善，即交换至少会使一人受损。事实上，尽管人们往往认为别人的配偶更漂亮、更贤惠，但大量的婚姻调查认为，离婚次数越多就越不幸福，而且，元配夫妇往往更幸福。而且，基于同一原理，人们往往因为东西失去了才会觉得珍惜，从而有愿意花费大代价换回来；尽管根据效用原则，这种流动似乎增加了社会总财富，但，显然造成了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内在不稳定。德沃金写道：“通过使财产从甲向已转移，然后再从乙向甲转移，如此不断循环，社会财富获得了增长。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就是说，财富最大化是一个循环标准，那么它在社会增量标准中是一个极令人讨厌的财富。”[3]

　　第二，人们往往会特别珍惜自己的东西，当其他人希望交换时更是如此。“敝帚自珍”、“青毡旧物”等成语或典故就反映了此种倾向。德沃金认为，这种现象更为常见：人们对它拥有的某个物品的开价比他为了得到它而支付的货币更多。事实上，大量的实验也表明，WTA 平均值经常比WTP平均值大好几倍。例如，Knetsch和Sinden作了一个实验：给一半受试者发彩票，另一半发3美元；然而，为持彩票的受试者提供以3美元出售彩票的机会，并允许持货币的受试者用3美元购买彩票。结果：82%的持彩票受试者保留彩票，而38%的持货币受试者愿意买彩票。[4]再如，根据猎鸭者提供的数字：他们每人最多愿付247美元湿地，但最少要1044美元才同意转让。[5]更为典型的例子是，目前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钉子户事件也表明，如果让他们掏钱来购买目前的这种居住，这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要他们搬迁时所的这种高价。此外，在高房价水平下社会大众普遍不愿意买房，同时那些只有一套住房且又暂时闲置的人又往往不愿意以目前的价格出售房产；这也意味着，当住房配置在不同人手中并不必然导致交易的进行，初始产权配置在投机者手中时会导致闲置，而当初始产权配置在自住者手中时则会导致使用。为此，德沃金写道：“得到财富最大化的最终配置将会有所不同，即使在相同的初始配置条件下，它也得依赖于直接交易得以产生的某个秩序。”[6]

　　可见，现代实验经济学对生活世界中的人类心理及其相应的行为逻辑的，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反思科斯中性定理的意义和价值。根本上，科斯中性定理并不是建立在行为逻辑而是建立在数理逻辑基础之上，没有考虑产权的初始界定对人们交易能力和交易偏好的影响，没有考虑到效用本身就是一个依赖的主观产物。由此拓展视野，我们就可以从实践应用和理论逻辑两方面认识到科斯中性定理内在的深刻缺陷：（1）没有考虑多人交易中存在的核配置困境；（2）没有考虑交易各方的交易能力；（3）没有考虑当事者偏好的依赖性。事实上，当污染权为富有的企业主所有时，尽管穷人可能对诸如水等污染所承担的成本更高，但他并没有能力购买这种污染权而只能以额外的代价继续的污染；同样，由于人的心理偏好是依赖的，即使我幸运地花10元钱获得了广州亚运会的比赛门票，但我也不愿意以100元的价格卖掉他们，尽管如果这张门票丢失了我甚至不愿花20元钱来买它。显然，在真实世界中，我们都必须考虑这些因素，因此，资源的配置状况以及使用效率就不是产权界定无涉的了，相反，初始产权界定给谁，对交换能否展开、产权如何流动以及最终资源的配置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些都证伪了科斯中性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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