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马拉雅山雪怪

　　下文节选自《中国经济学大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分析》，本书立足中国近40年来的经济发展实践和成就，从制度创新、结构变迁、经济增长、作用四个维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脉络作系统的梳理，提炼中国经验，构建中国经济学分析范式，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

　　一、中国经济学的定位及线年中国经济体制的大幕拉开以来，有关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创新问题的争论，就像中国的经济体制大讨论一样，从未停止过。讨论的实质就是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学和当代中国实践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讲，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经济学何者更能够有效地解释处于进程中的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

　　我们认为，第一，就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经济学的关系来看，二者在研究对象和理论基础方面有很大不同。众所周知，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对象更侧重于对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考察，它所依赖的是劳动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从根本上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石。而经济学从一开始，其研究对象就是稀缺的资源如何才能做到有效配置，它研究的实质是无穷尽的人类需求与经济资源稀缺的矛盾。如果说马克思经济学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更为本质的关系的话，那么经济学实际上的是人与物的关系，因此二者研究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不同。另外，需要指出，经济学实际上是以反映人们心理行为活动的效用价值理论为基础，这与马克思强调的劳动价值理论有着本质不同。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不能够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经济理论截然对立起来。其实应当看到，除了二者在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等方面不同以外，二者涉及的关于人类社会尤其是关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和现象的分析、描述工具等方面有一致的地方。因此，不能将二者简单地看成是水火不相容的。

　　第三，人们有关中国经济学的讨论和争论，最重要的首先是来自中国经济体制和对外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和的伟大实践。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观点的有机结合。我们所要构建的中国经济学，其发展定位应当是思想性与学术性相统一，中国国情与经济学一般原理相统一，重大现实问题与学术逻辑分析相统一，中国话语体系与国际对话相统一。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经济学发展真正具有本土化的解释力和国际化的视野，从而为国际经济学界作出中国自身发展的应有贡献。

　　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已经从金融危机、东亚奇迹、中国奇迹以及拉美中等收入陷阱等诸多经验和事实出发，讨论如何审视主流经济学，如何传统经济学，也有的提出从中国经验和奇迹出发构建中国经济学。

　　第一类就是从国际金融危机出发反思、现代主流经济学。例如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斯蒂格利茨（2011）指出，经济学家同意过去20年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是错误的，它们将全球经济金融带入了深渊，因此需要新的经济学思维。国内一些学者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折射出了“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困惑和现实悖论,危机使其核心理论要素广遭质疑和。“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危机走出困境的根本出在于按照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来理解、分析和描述世界。

　　第二类则是从发展经济学创新视角，结合中国经济奇迹、东亚奇迹等增长故事，指出传统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缺陷和不足，认为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基本上遵循“线性增长回归模型”发展思，结果“存在一种风险，发展经济学如今大部分研究，其领域过窄且普适性较差，对于减贫、促进结构变迁和持续增长益处甚微（世界银行，2010）”（林毅夫，2012），由此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分析框架，认为必须走出新古典主义分析框架，运用过去的经验和知识，反思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并提供新的分析思。

　　第三类则是从中国与经济奇迹的关系出发，试图从理论上总结中国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与经济奇迹。比较集中的一个理论总结是突出强调了中央和地方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且不同的作用；尤其是地方围绕P开展的锦标赛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因（张军等，2008）。另一个有代表性的分析是“三维市场经济”，即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超常规增长的根本性原因在于“战略性中央、竞争性地方和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市场体制”（史正富，2013）。

　　上述这些分析的共同特点就是认为必须结合发达型经济体的发展变化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重新审视、思考和创新主流经济学。

　　上述分析和创新都表明，传统主流经济学无释诸多复杂的经济现象，更无法有效解释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崛起的故事并回答和解决所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和问题。

　　中国经济学构建不是简单套用经济学一般分析框架，仅仅强调经济学分析工具性，而是要深耕于中国发展的重大现实，紧紧扣住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若干重大变量，内在关系，研究内在规律，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思想性的判断与学术性规范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经济学初步分析框架。

　　我们认为，“制度创新”“结构变迁”“干预”与“经济增长”四个变量及其相互关系是构成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和脉络的重要因素。

　　围绕“制度”变量，通过推动制度创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核心战略就是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市场化取向的，提高经济增长的市场化程度。

　　围绕“结构”变量，城乡结构性不平衡、地区结构性不平衡、产业结构性不平衡以及投资—消费结构不平衡等规律，推动资源流动和重组，以结构性提高结构性效率。最大的结构性变化就是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

　　围绕“”变量，注重发挥、调动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积极性，推动财政分权和宏观调控的引导，各级尤其是地方围绕经济增长和民生保障，大力推动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与民生持续改善。同时，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分工体系，通过分享全球化发展红利，借助中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大大提升了中国经济全球化程度。

　　这个分析逻辑大致可以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集中反映了“制度—结构——增长”四维一体的发展轨迹，“制度”的背后反映了市场化制度创新方向，“结构”的背后反映了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方向。“增长”的背后共同反映了市场化资源配置，工业化（尤其是制造业）战略、城市化战略和信息化战略相互推动，赶超型增长的战略规划，以及型经济发展与全球化的驱动力量。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其实就是“制度创新—结构变迁—推动—经济增长”这样的一个逻辑。

　　围绕这个分析框架，我们主要通过“制度创新”“发展”“结构变迁”“干预”“经济增长”等架构形成中国经济学分析大纲。

　　一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问题，如何既发挥好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又发挥好市场经济的优势。

　　二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效率有机统一问题，逐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新格局。

　　三是围绕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问题，探索如何通过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发展和国有资本运营管理体制。

　　四是围绕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学含义，探索分析中国这样的大国实现赶超型经济增长的特殊规律和经验、理论。

　　五是围绕经济大国与结构调整的实践与理论问题，探索分析大国发展中的产业升级和制造业转型道，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六是围绕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与保持微观市场活力的实践和理论问题，提高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和有序性。

　　七是围绕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践和理论问题，探索分析中国特色的“供给侧管理+结构性调整+体制机制”。

　　八是围绕大国城市化升级的实践和理论问题，探索中国大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规律、城乡一体化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市化空间结构体系等发展趋势和规律。

　　九是围绕大国发展崛起与参与全球化的实践和理论问题，探索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新经验和新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双向型经济新体系。

　　十是围绕大国发展中的科技与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与理论问题，探索中国特色创新型经济发展新模式和技术赶超新道。

　　以上十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事关未来中国长远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原则问题和理论问题，都需要紧密结合中国发展实践经验，借鉴国内外成功做法，从经验和理论上加以提炼，进而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一步创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