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逻辑可以证明，科斯中性定理主要满足于两个当事者时的逻辑分析，而如果涉及两个以上的当事者则往往会造成科斯定理失效，因为存在大量的没有稳定配置的空核问题。更进一步地，即使是只有两个当事者的情形，而且存在交易的可能，但交易也不一定会发生。究其原因，实际交易是否发生与相关者的交易能力有关，而交易能力又取决于其拥有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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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地，通过交易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的一个关键在于：高效率或高效用者不仅愿意而且能够支付更多的货币，当他增加这种资源或物品的拥有量时，其他个体也就相应地最大化了自己的财富。问题是，高效率或高效用者果真能够支付更多的货币吗?显然，科斯中性定理并没有讨论这一问题。

　　事实上，“产权界定与资源配置无关”的中性定理是与经济学中原子主义个体分析思维相适应的，这种分析思维把人视为没有差异的平等个体，具有同等的信息和机会，只是由于各人的偏好不一致而产生交易的，从而存在一定的交易剩余，并在无形的手的牵引下就会出现交易。然而，现实世界中的个体却是异质的，不仅体现在偏好上，更主要体现在资源的占有以及天生的能力上。显然，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差异，导致了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带来完全不同的交易情形，从而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也产生重大差异。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生产三聚氰胺毒奶粉富有厂主可以获益正80元，而作为穷人的消费者对之所承担的成本则为负100元;现法律将是否生产的界定为富有的企业主所有，那么，此时，双方之间可以通过交易而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吗?显然，不一定。

　　譬如，穷人只有20元，他又如何能够购买这个呢?显然，在这种产权界定下的结果是毒奶粉继续生产，社会总福利为负20元，而穷人只能以额外的代价继续三聚氰胺造成的，其所获得的效用为负100元。相反，我们假设，法律将是否生产的界定为贫穷的消费者所有，尽管此时仍然无法进行交易，但社会总福利水平却提高了20元。也就是说，资源配置状况和效率并不是与产权的初始界定无关的。

　　进一步地，如果生产三聚氰胺毒奶粉富有厂主可以获益正120元，而其他条件不变。那么，就有：当法律将是否生产的界定为富有的企业主所有时，将不会发生产权交易，社会总福利水平为正20元，而穷人承担损失;当法律将是否生产的界定为贫穷的消费者所有时，将会发生产权交易，社会总福利水平为正20元，而富人和穷人获得的收益都在0-20元之间。

　　显然，如果法律将是否生产的界定为穷人所有，无论是否可以通过产权交易，社会福利水平都至少不会下降;相反，如果法律将是否生产的界定为富人所有，很可能因无法进行产权交易，而使得社会福利处于低水平状态。事实上，当存在通过资源配置而促进社会效用提高时，富人就会促成产权交易;而当不存在通过资源配置而促进社会效用提高时，既定的产权安排就是有效。正因为富人比穷人往往更能承担交易成本，因而随机的产权界定总是有利于富人一方;这意味着，在一个可以交易的社会中，良性的产权界定应该将产权界定给穷人所有。

　　因此，这里提出了对科斯中性定理的：现实世界中的资源配置并不是与产权的初始界定无关的，考虑到因财富差异造成的交易能力，那么，在一个交易成本为零并可以交易的社会中，初始产权界定给穷人将会产生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

　　事实上，大量的研究也表明，在信用约束的情况下，收入不平等将会严重降低社会生产率;因为，在信用约束条件下，穷人的交易将受到严重制约。例如，巴罗的研究就表明，收入越不平等，低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越慢，而高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则越快;之所以如此，低收入国家存在严重的信贷约束，从而会严重穷人的创新动力。[1]同样，张夏准的研究也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上拥有比发达国家更强的创新，只不过由于缺乏生产技术和发达的社会组织，进而就无法将个体创业动力成功转变为集体创业动力的能力。[2]

　　显然，对科斯中性定理的审视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事实上，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际交往的拓展，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产权关系需要加以界定。对此，科斯中性定理认为从社会效率角度看界定给谁是没有关系的，而本文的却强调关系重大。尤其是，现实世界中，往往是那些具有的人占有绝大部分资源，进而通过法律的形式成为产权人，而科斯中性定理却有助于为这种行为和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持。进而，在不断蓬勃发展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的各领域都会出现制度的，而这里的分析则为相关政策措施给出了方向性提示：应该更多地考虑穷人的权益。

　　当然，有人也许会为科斯中性定理进行，认为科斯定理已经隐含了“所有的人是一样的”这一假定，从而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问题是，如果人是同质的，那么就根本没有任何交易;而之所以会产生交易，就在于人的初始禀赋以及偏好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科斯定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还原论和对成称的基础上，他将具体的社会行为者还原为没有差异的原子个体，从而得出的结论也与具体交易者无关。问题是，穷人和富人、劳工和雇主的谈判能力能够对等吗?为此，陈平指出，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是永动机理论和极端还原论。

　　其实，科斯中性定理只有一个条件：交易成本为零。但是，这一条件根本无法达致“产权界定与资源配置效率无关”这一结论，因为它忽视了社会中广泛存在的财富效应。一般地，初始禀赋往往会影响个人在特定价格下购买某一商品的意愿，从而财产权的初始分配将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最终资源配置结果。为此，Milgrom和Roberts就指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并且无财富效应，则关于外部性问题的私下交易谈判结果，与财产权的初始分配无关，而只由效率因素决定。”[3]

　　同时，迪克西特等人强调，科斯定理的价值不在于它对现实的描述，而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理想化的目标，提供一个观察现实的参照系，从而有助于我们集中精力去关注那些区别现实与的具体方法。那么，这个理想化的目标是什么呢?在迪克西特看来，这就是：如果所有的参与者能够坐下来谈判，如果将所有有经济价值的初始产权分配给这些参与者，并且如果他们可以无成本地进行产权界定的并完全履行协议，那么在不考虑由参与者谈判力量决定的产出分配的情况下，其结构必定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计划，而将不起任何作用。[4]由此，一些经济学人进一步发展出一个“科斯定理”：在给定框架下，给定(如投票权、游说权等)的初始分配，如果没有交易费用的话，将能够实现最优的制度结果，而这一结果并不依赖的初始配置。

　　问题是，正如上述层层分析出，科斯中性定理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现实世界中存在“交易成本”，而是它给出理想化目标的逻辑本身就内含着严重缺陷：它错误地将收益和成本等同起来，而没有考虑现实世界中参与者在交易能力上的差异，而后一情境将导致谈判和交易并不必然会导向有效率的结果。例如，穷人可能对诸如水等污染所承担的成本更高，但当污染权为富有的企业主所有时，他们并不能够买这种污染权，因而只能以额外的代价继续的污染。显然，由于富人比穷人更能承担谈判成本，因而随机的产权界定总是有利于富人一方。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强势者对现实法律的制定往往拥有很大影响力，乃至法律往往将一些稀缺性资源的产权界定给富裕者。相应地，这种产权分配的结果就是：富人享受了超额的资源租金，而穷人则承受更大的福利损失。显然，尽管这些无效现状是明显的，却根本无法产生资源的重新配置，这就是当前人类社会的现实。然而，受科斯中性定理的，很多人认为市场中状态总是处于社会福利最优，从而极力反对对资源初始配置进行探讨、，从而也就刻意地那些强势者的利益。尤其是，在科斯中性定理的支配下，一切都被视为是自发产生和演化的，一定会朝不断优化的方向发展。但显然，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社会秩序的内卷化是一种普遍现象，人们所选择的往往也并不理想。

　　最后，基于对科斯中性定理的革新，我们就可以跳出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而更深刻地审视各种社会现象和。譬如，随着城市车辆的增加以及拥挤程度的加大，、上海等地都实行了个人汽车数量的制度，其中，实行了车牌摇号方式，上海实行了车牌拍卖的方式。那么，那种方式更优呢?按照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当然是上海采取的拍卖方式，理由是：拍卖有助于显示购车者的真实偏好并将资源配给效用最大者，从而可以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问题是，这同样是建立在每个人的支付能力都相同的基础上。显然，现实世界中每个个体的支付能力是不同的，这样，即使一些穷人有很高的效用，也很可能没有能力获得车牌，从而就难以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相反，如果采取摇号的方式，那些有很高效用但没有交易能力的穷人也可以基于运气获得车牌。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并不能确定车牌拍卖的经济意义就一定优于摇号，更不要说考虑社会的意义了。

　　进而，我们也可以审视处于短缺经济的社会主义采用数量配给和排队方式来分配消费品的意义，它并不一定比现代主流经济学所主张的通过价格调整来分配消费品差。实际上，当时的社会主义领导人可以很容易地引入弹性价格制而使自己更受欢迎，但为何又不这么做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照顾到更多穷人的利益。当然，有学人又会质疑说，的生活水平更高呀!这可以说明由市场分配的制度更有效。但实际上，这仅仅看到平均生活水平，而没有看到生活水平的差距，整个的收入差距在过去300年间是不断拉大的，只是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由于出台一系列有助于穷人的产权界定安排才出现收入差距的缩小。更为甚者，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差距缩小的这段时期，也正是国家之间收入差距拉大时期;这意味着，国际产权界定是不利于穷国的，富国的生活水平上升也是以穷国为代价的。所以，瑟罗强调，历史上是制的而不是市场造就了中产阶级。[5]

　　【朱富强，察网专栏学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本文是笔者10年前对科斯定理反思的6大维度之一】

　　[1] 参见赫尔普曼：《经济增长的秘密》，王世华和吴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页。

　　[2] 张夏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学家的23个秘密》，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

　　[4] 迪克西特：《经济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学的视角》，刘元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8页。